同岁：汉末孝廉的朋友圈
孝廉“同岁”与汉末选官
阎 步 克
【编者按：长期以来，一些学者将宗党乡里的批评看作东汉末年选举制度的突出特征，认为察举选官为豪右著姓所垄断。阎步克教授通过对汉末“同岁”问题的探讨，指出同岁、故吏、门生等在官场中编织的权势网络超越传统性、原生性的乡里宗党共同体，在塑造世家大族的过程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。本文原载《北大史学》第六辑（北大出版社1999年），后收入《乐师与史官：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》（三联书店2001年）。微信版颇有删节，同时略去注释，引用请以原发表版本为准。】
孝廉察举科目，始于汉武帝，在东汉便已成为最重要的选官途径，名公巨卿多出之。围绕这一仕途衍生出了各种事象，都已被学者纳入了视野并有精辟研究。检阅史传，东汉孝廉还有以“同岁”形式相结之事，对此现象学界似乎仍然论说无多。如果就这一侧面细加推敲，或许也有助于认识东汉政治社会的某些特色。缘此，本文考之史籍提供材料，对东汉孝廉“同岁”现象加以叙述，进而分析、推求其意义所在。
一、汉末“同岁”考辨
应劭《风俗通义·过誉》：
南阳五世公，为广汉太守，与司徒长史段辽叔同岁。辽叔太子名旧，才操卤钝，小子髡既见齿乡党。到，见股肱曰：“太守与辽叔同岁，恩结缔素，薄命早亡。幸来临郡，今年且以此相饶，举其子，如无罪，得至后岁贯鱼之次，敬不有违。”有主簿柳对曰：“明府谨终追远，兴微继绝，然旧实不如髡，宜可授之。”世公于是厉声曰：“丈夫相临，儿女尚欲举之，何谓高下之间耶？释兄用弟，此为故殃段氏之家，岂称相遭遇之意乎？”竟举旧也。
世公转换南阳，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岁，欲举其子。伯起自乞子瓒尚弱，而弟琰幸以成人，是岁举琰；明年复举瓒。瓒十四未可见众，常称病，遣诣生。
“五世公”姓五而字世公。其为广汉太守时，举段旧为孝廉；为南阳太守时，举蔡琰、蔡瓒为孝廉。之所以如此，乃是因为五世公与他们的父亲，即司徒长史段辽叔、东莱太守蔡伯起，曾有“同岁”关系。
赵翼云：“同岁即同年也，则是时同岁举孝廉者已有分谊，此又后世同年之风之所始也。”“同年”本是唐宋科举制度之下同榜者的彼此称谓。以“同年”比照“同岁”，这是很恰当的。但要补充的是，汉晋间“同年”一语多指年龄相当，而与后世“同年”有异。例如乐成靖王刘党“与肃宗同年，尤相亲爱”，锺瑾“好学慕古，有退让风，与膺同年，俱有声名”，皆是。
至于“同岁”，在汉末则特指同年贡举。曹操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：“孤始举孝廉，年少。……去官之后，年纪尚少。顾视同岁中，年有五十，未名为老，内自图之，从此却去三十年，待天下清，始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。”曹操本人“年纪尚少”，而“顾视同岁中，年有五十”，可见语中所谓“同岁”并非汉晋时期“同年”之意，而是指同岁察举者。
总之，与后世“同年”类似的现象在汉末察举中实已萌生，“同岁”即是因同年贡举而形成的私人关系。陈群、孔融都曾有《同岁论》之作，尽管如今所能看到的只是其只言片语而已，但时人特意为此著论，仍可反映“同岁”关系在汉末相当流行。
由《风俗通义·过誉》可见，“同岁”间存在着特殊的亲密关系，古语所谓“分谊”。《风俗通义·穷通》又记：“司徒颍川韩演伯南，为丹阳太守，坐从兄季朝为南阳太守刺探尚书，演法车征。以非身中赃舋，道路听其从容。至萧，萧令吴斌，演同岁也。未至，谓其宾从曰：‘到萧乃一相劳。’而斌内之狴犴，坚其鐶挺，躬将兵马，送之出境。”
韩演罹罪后，因“同岁”关系而期待吴斌将有顾恤之举；而吴斌对昔日“同岁”“内之狴犴，坚其鐶挺”做法，在当时看来属于无恩无义，故应劭将此事记于“穷通”篇，感叹世态之炎凉。《后汉书》卷六三《李固传附子李燮传》：“先是，颍川甄邵谄附梁冀，为邺令。有同岁生得罪于冀，亡奔邵。邵伪纳而阴以告冀，冀即捕杀之。……邵还至洛阳，燮行途遇之，使卒投车于沟中，持笞捶乱下，大署帛于其背曰：谄贵卖友……”
甄劭之行被斥为“卖友”，则此“同岁”关系比之于“友”。
“同岁”之间的深厚恩谊，在为“同岁”服丧、立碑现象中，就表现得更加清楚。为“同岁”服丧之例，如《太平御览》卷四○九引《三辅决录》：“游殷为胡轸所害，同郡吉伯房、郭公休与殷同岁相善，为缌麻三月。”又《孔丛子·连丛子下》：“鲁人有同岁上计而死者，欲为之服，问于季彦，季彦曰：‘有恩好者，其缌乎？’”
东汉赴京上计之计吏等于察举，往往与孝廉合称“计、孝”，所以“同岁上计”也在“同岁”之列。为“同岁”立碑之例，如《敦煌长史武斑碑》：“以（冲帝）永嘉元年（145）□月□日，遭疾不□，哀哉。于是金乡长、河间高阳史恢等，追维昔日同岁郎署，……故□石铭碑，以旌德焉。”
按汉代孝廉察举至京后依例要入郎署宿卫待调，所以“同岁郎署”大抵就是同岁孝廉。又《孝廉柳敏碑》：“（灵帝）建宁元年（168），县长同岁犍属国赵台公愤然念素帛之义，其二年十月甲子为君立碑，传于万基。”可见在二世纪中叶，“同岁”已成世风了。
（图2）宋代同年录《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》（1923年徐乃昌影明弘治刻本）
《孝廉柳敏碑》语中有所谓“愤然念素帛之义”，这“素帛之义”所指为何，可以取征于《傅子》：“汉武令郡国举孝廉，末世合素帛，乃有释亲而恤同岁，云同登之岁记于素帛，垂之后胤，取诸此意也。”由“同登之岁记于素帛”一句可知，当时的“同岁”还要“合素帛”，也就是编著类似于后世“同年录”的那类东西。这“素帛”之所记，首先自然是各位孝廉的姓名、籍贯及资历了。
《后汉书》卷七二《董卓传》李贤注：“（王）邑字文都，北地泾阳人，镇北将军。见《同岁名》。”李贤为河东太守王邑提供的补充材料，即取之《同岁名》，那么《同岁名》之书至唐犹存。“素帛”或许就是《同岁名》的代称。
进而，“素帛”上所记载的还不止是孝廉个人情况。《孔丛子·连丛子下》：“今之上计，……同名绨素，上纪先君，下录子弟，相敦以好，相厉以义，又数相往来，特有私亲，虽比之朋友，不亦可乎？”由此可知，这“合素帛”除本人仕履外还要“上纪先君，下录子弟”，提供家庭成员的名单。
由此，“同岁”的“相敦以好”就不止存在于孝廉个人之间，而且还存在于他们家族的父兄子弟之间。
前引《风俗通义·过誉》南阳五世公的顾恤“同岁”子弟之举，是为一例。又《三国志》卷一《魏书·武帝纪》：曹操征马超、韩遂，“韩遂请与公相见，公与遂父同岁孝廉，又与遂同时侪辈，于是交马语移时，不及军事，但说京都旧故，拊手欢笑。”曹操与韩遂其父是“同岁孝廉”，遂在父执之列，为此韩遂方肯在两军对阵、生死相博之时与曹操开怀畅谈，而这便引起了马超的疑忌。
又《三国志》卷十五《魏书·司马朗传》：“或有告朗欲逃亡者，执以诣（董）卓，卓谓朗曰：‘卿与吾亡儿同岁，几大相负！’”按司马朗“十二，试经为童子郎”，推测其年董卓之子亦膺童子郎之选，与司马朗有“同岁”之谊；如以“同年”即同龄释之，则“几大相负”之语气便无由索解。而由此语气我们看到，董卓因司马朗与亡子为“同岁”，便认为司马朗对他本人也应尽忠才对。
二、从孝廉“同岁”看汉末选官
在完成了上述辨析后，我们便可通过“同岁”现象，来尝试透视汉末政治的某些侧面。
一些学者认为，宗族乡党的批评是汉代选举的唯一凭藉，失去了这个环节，选举就无法进行；而乡里舆论是受豪右著姓左右的，他们在出仕州郡上拥有优先权利，郡县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其所垄断的；相应地，孝廉察举也为其所垄断。
世家大族的势力，确实构成了汉代官僚政治的突出特点。中央朝廷上有名门世家，各州郡也有名族著姓。本文无意否认这个显著事实，但我们所关心的，还在于这些著姓形成的起点是什么。不妨区分出“乡里”和“官场”两个活动空间。
对乡里豪右来说，依赖田产广大和依附民众多虽可“武断乡曲”，但在制度上这并不构成进入“官场”的正式资格。“官场”以高度分化、高度组织化的专制官僚政府为基础，它可以在全国层次上调动经济资源、运用政治权威，它是这个社会中的“巨无霸”。
通过占有“官场”权力进而占有财富声望，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固有规律，所以不仅存在着不依赖宗党乡里势力就可形成官僚世家的可能性，而且这还经常是形成最大权贵的途径。
就是说，“乡里”这个场所固然可以孕育“著姓”，但“官场”本身也可构成“世家”的起点，古人对“世家”的解释就是“世世有禄秩家”。
《风俗通义·过誉》所述南阳五世公的察举行为，无疑给人以为所欲为之感。他既不管乡里道德舆论，也不管经学、文法、政事等等标准，只凭郡守权力和个人意志就可决定察举何人，哪怕是两个乳臭小儿。
不过我们也看到，这种“子弟蝉联”孝廉，往往是官僚政治派生出来的官场现象。它显示了地方官在察举上举足轻重，而地方官个人权力的背后则是国家权威。
对“选贤任能”原则形成最大破坏的，主要来自权势的干预。
陈蕃曾批评“诏下州郡一切皆得举孝廉、茂才”是“长请属之路”；李固亦曾论及：“又诏书所以禁侍中、尚书、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，以其兵威权，容请托故也。”《后汉书》卷六一《左周黄传论》：“中兴以后，复增敦朴、有道、贤能、直言、独行、高节、质直、清白、敦厚之属。荣路既广，觖望难裁。自是窃名伪服、浸以流竞；权门贵仕，请谒繁兴。”
可见，学者所描绘的“豪族垄断州郡”这样重大的问题，专制王朝似乎并不敏感；时人所痛心疾首的选举之弊主要有二：一是“窃名伪服、浸以流竞”，事涉于士人求名致伪；其二就是“权门贵仕，请谒繁兴”。
东汉后期确实出现了“家世孝廉”的情况，不过我们推测有相当部分，并非源于地方官对乡里豪右势力的屈从。更易导致“子弟蝉联”举孝廉的，与其说是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势力，不如说是朝廷中所获官场权势。
如前所述，仅仅五世公一人，就凭权势而造成了段氏、蔡氏两个“两世孝廉”的家族。进而一些州郡世家，其权势起点恐怕也非其宗党、大地产和依附民，而是来自出仕居官，如同朝廷官族一样。这“官场”自身就构成了形成“世家”的场所。世家官族的大地产占有，往往也是政治权势的派生物。
前引《傅子》“汉武令郡国举孝廉，末世合素帛，乃有释亲而恤同岁，云同登之岁记于素帛，垂之后胤”之语，其所谓“释亲而恤同岁”相当引人瞩目。我想这“亲”还不宜解作直系父兄子弟，更可能的是指其乡里宗党。
这正说明，这“同岁”已发展成可与亲缘比拟的紧密纽带，同时又超越了乡里宗党。本来，至少就“孝廉”设科之名而言，被举者应以“孝”著称、以“孝”应举，可是被举之后他们反倒“释亲而恤同岁”，这种名实相乖，确实是相当引人注目的。
这个社会既已形成“官场”这样更高层次的活动场所，“举孝廉”事实上便是政治行为。官员应举后就进入了官场，这时宗党乡里共同体中那种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死于斯的原生性关系，显然就远不足凭；为个人权势计，就必须在官场中编织新的关系网。利用“同岁”而相交结，即其方式之一，因为官场衍生出来的“同岁”纽带，较之乡里亲缘纽带，能为官僚的个人前程提供更大帮助。就是在近代官场之中，依然存在着利用同学、同事等关系建立权势网络的情况。
唐代李绛曾谓：“进士、明经，岁大抵百人，吏部得官至千人，私谓为同年，本非亲与旧也。”又如顾炎武所云，那些一登科第便谓“同年”者，本来布在天下，“近或数千百里，远或万里，语言不同，姓名不通。”汉代孝廉计吏同样来自各郡，原来也是形同路人的。《傅子》：“间岁举孝廉，皆是九州百郡之士，风异俗殊，所尚不同，进如百川之朝海，散如云雾归山。”
正是帝国体制的存在，才提供了如下可能性：来自一百多个郡国的孝廉们汇聚于官场，建立起跨州越郡的全国性关系网。
对理解孝廉“释亲而恤同岁”，还不妨举出另一些平行事例以供参照。东汉末年知识群体的充分发展，还造成了有别于“乡里”和“官场”的另一个活动空间，可称“士林”。这也是一个超越了乡里的更高层次的活动场所。
或谓汉末清议乡论是地方豪右的政治舆论，但事实上许多时人议论，却在斥责士林之品题交游破坏了乡党传统秩序：阮武所谓“朝有两端之论议，家有不协之论，至令父子不同好，兄弟异交友”，荀悦所谓“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，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”，曹操所谓“父子异部，更相毁誉”，曹丕所谓“户异议，人殊论”。
士林及官场的交游毁誉，都没有被骨肉邻里乡党宗族关系所限：同一家庭成员都可能分属不同部党，各有其朋友和好恶；士林、官场中的朋友宾客能带来更大名利，为此一些士人不惜怠慢故里乡亲。正是为此，时人指斥其侵蚀了宗族秩序、瓦解了乡党纽带。这与孝廉们的“释亲而恤同岁”，恰相印证，可一并观察。
（图4）表现门生故吏的汉画像砖
与“同岁”关系相类的，还有“故吏”和“门生”。如所周知，它们在汉末也构成密切的私人依附关系。陈涌清博士考察了两世三公的弘农刘崎、刘宽之门生故吏450余人，他们分布于13个州43个郡国；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家族的其门生故吏及门生故吏的门生故吏82人，他们分布于12个州34个郡国。上述大量门生故吏，无疑充实了刘、杨家门权势；但这些故吏并不是其宗党乡亲，这庞大的私属关系网，是通过居官才建立起来的。
至于门生，他们往往也来自四面八方，史述汉代私学有“经生所处，不远万里之路；精庐暂建，赢粮动有千百。其耆名高义，开门受徒者，编牒不下万人”的记载。门生弟子大抵要“著录”、“编牒”，这与孝廉的《同岁名》颇相类似。
只有官场和士林才能提供这种跨州越郡相交结的条件和空间，它早已超越了古老而不分化的传统农村结构，甚至时或见之于近代社会。未能进入官场、士林的单纯性乡里豪右，就无缘利用其中的巨大政治文化资源。
秦汉官僚政治已颇具规模，“官场”的运作规则包括理性行政层面。汉代选官，吏能、文法、功次、年资以至文学、经术都是重要条件，乡里德行仅其一端。州郡“试职”考察吏能，中央考试检验经术文法，也都构成重要环节，乡里道德舆论仅仅是环节之一而非全部。
当然，汉王朝去古未远，较之后世，此期不分化、原生性的关系在帝国体制仍有更多残留。其时观念中，人们对“世官”、“世家”现象有更大容受度，觉得“以族举德”未必不妥；就是从选官制度看，也仍比后世粗糙原始得多。
察举制以“举荐”为主要手段，它赋予了长官个人以颇大权力，在这个环节上就有可能遭到非法理因素侵蚀。唐宋科举制度就精密严谨得多了，考试之法，对“世家”一类非法理现象是卓有成效的抑制。
科举时代也有“同年”现象，但像南阳五世公那样公然察举“同岁”子弟，而时人不以为怪、上司未见追究、朝廷也录用不误的情况，却无疑显示了时代差异。在汉代那种传统社会背景之下，“同岁”及故吏、门生等等现象对专制官僚政治有更大渗透与侵蚀，是不难理解的。
然而毕竟，官场、士林都表现为已分化的、更高级的活动场所，它与传统性、原生性的乡里宗党共同体，在相当程度上业已分化开来了。认识到这样一点，有助于对东汉后期政治状况作出更准确的估价；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中，才能对孝廉“同岁”现象作出更恰如其分的解释。
（图5）《察举制度变迁史稿》书影